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1901年《社会控制》中首次提出“社会控制”这个概念，社会控制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如影随形。社会控制机制犹如一张罗网，谁也逃不掉；又好比是一个个禁锢人的同心圆，谁也无法突破重重封锁；亦好比是重重大山，压得人难以动弹。因为社会控制，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打弹珠的童趣，没有充满喧闹蝉声的寂静午后，没有宁静的稻田和茶园。长大的世界也并不是电影里常有的那个安静带点甜美忧伤的世界。
实际上，社会控制作为社会学的特定表现：一方面，作为政权或组织对人和物的管理方式，保证社会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作为在家庭中对对象化的、固定化的控制和管理。前者指社群的控制机制包括道德、风俗和礼节，以及职业系统的控制机制，包括升迁、开除和经济惩罚；后者主要指私人生活圈子的控制机制，包括非难、威信扫地。
社会控制是社会的重要构成，而物业管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境遇与目标，深刻体现了社会传统家庭伦理、情感生活以及处世之道等等社会主题，并反映现代社会与人与人之间与这些主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挑战与应对。而所有种种，综合起来便是物业管理对于社会控制的拷问和探索。而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物业管理命运与走向便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从物业管理角度而言，社会控制首先体现在通过不完善制度和法律，不规范的社会行为和手段，甚至通过暴力，达到影响和控制人或者群体的目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物业管理中的硬控制。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尤为明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常被称为中国物业管理的“启蒙时代”，物业管理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也意味自由乡村般的社区居住氛围的衰落。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带来社区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期。在内容上，社区的治理开始走向市场化、规范化的管理之路。过去充满人情味和不规范化的行政管理逐渐淡出社区的舞台。物业管理走进社区，既是人民生活方式改变的需要，却也是社区治理方式变革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在社区社会控制方式的嬗变，物业管理成为社会控制方式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这一时代物业管理应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对社区具体事务的控制，一方面是对服务对象，即业主的控制。从前者而言，具体表现为物业管理在社区拥有足够权威和话语权，在物业管理法律和制度近乎空白的背景下，加上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个人意识的淡薄，由物业管理以人治的方式来管理和控制社区成这个时代不得不有的一个选择。在后者，作为服务对象的业主并没有多少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权，甚至没有多少对服务质量评价权。因此，对这种社会控制方式也就没有选择和改变的权利。在这近十年时间里，虽然物业管理的影响使社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但物业管理的实际需求作为社区社会控制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物业管理甚至可以通过停水停电来等各种手段来达服务的目的，说起有些幽默，穿着各式各样制服的物业管理人整天生活在业主的眼皮底下，这种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我们时不时也会听到一些关于暴力的新闻，受害者无一例外是被服务者。当然，业主的逆来顺受使社区总体保持了某种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着它现实的历史意义。在那些表面和谐的社区里，每个人都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关于那个时代物业管理与他们管理社区的方式，今天的人们已经极少去谈论，也很少有人会去反思它的成功或失败。但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却极大程度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深圳是个例子，物业管理在深圳成为一张名片，除了深圳本身长于审时度势并崇尚实干的文化氛围，更是它比其它地区更容易接受历史的改变，并主动促成这种改变。
物业管理在社区的道路延展，从半开发的混沌状态逐渐转为成熟开化的状态，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无限期盼。物业管理的存在，使我们充满激情地向外张开双臂，也使生活变得与众不同。记得我刚来深圳时，住在罗湖近梧桐山的一个普通社区里，每天可以看得见梧桐山连绵的山际，以及头顶上浓得化不开的蓝天和白云。
二、从物业管理的角度而言，社会控制还体现在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让步或者干脆被反向控制，可以称之为物业管理软控制。这种控制方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经历过不算太长的混乱和无序的时期，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长期作为社区附庸力量的业主逐渐开始抬头，整个社会被一股趋向自我维权意识的大潮暗暗鼓荡。但总体而言，在九十年代，物业管理与业主争权夺利的显着结果之一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反映在现实领域就是物业管理人开始直面现实社会的弊端，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方式在社区形成和建立。
这个时代的物业管理和社区常常有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方面，物业管理的在这个时代的开始飞速发展，物业管理服务方式日新月异，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逐渐建立。另一方面，业主的自我保护意识明显增强，物业管理感受到空前的来自于社区的压力。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和社区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物业管理，原本与世无争的业主因为利益也开始关注物业管理对自身生活的影响。不过，有一种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物业管理法律和制度已逐渐成熟，但多数业主对此全然不知，甚至对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同样一无所知。许多人开始质疑，物业管理抽取了社区的血液，却无法形成对它的反哺。在物业管理成功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众多远在边缘的奉献。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一个社区里，物业管理和业主看起来大同小异，长久居住一地，彼此相知相惜，分享同一价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纯净，和谐，安宁，稳定，脚踏实地。但是，暗流却在悄然涌动，维系物业管理和业主之间的和谐不是美德，不是岁月沉淀的默契，不是彼此的良心，而靠的是一份契约。但契约的双方并不平等，契约是按照其中的一方的规则在行事，而另一方只能只一知半解中进行质疑和毫无道理的否定，或者借助社会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欲望，因为选择，一方与另一方之间其实并没有共识，结合的基础来自于政治上层对社会控制方式的需要。
作为一个物业管理人，每每流连于各式各样的社区，我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连绵的水泥森林，浓密的花草仍然在生长；婉蜒的社区道路上，老太太和她的宠物在惬意的漫步；黄昏来临，太阳消尽，灯火透过无数的窗户。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了，它能一下子唤醒那种地老天荒的认同。
是保存过去的记忆，还是向前谋求发展？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常要面临的两难。在社区，物业管理和业主永远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它们之间的平衡像一道顽固的数学题一样艰涩难解。眼前现实似乎是，物业管理越来越在社会控制中失去自我，业主却恰然相反。
三、从物业管理的角度而言，社会控制还体现在制度和法律完善大背景之下，社会对物业管理逐渐认可，物业管理在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生存发展，我们姑且称之为物业管理正控制。这种控制方式在本世纪初开始显露雏形。
经过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物业管理的高度普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我们离不开现在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物业管理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成为社会言谈立论中经常可见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字眼。
从本世纪初的开始，社会的进步和物业管理氛围的极大改变，让业主不再是被动的棋子，而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见，进而影响社区环境和控制方式。就像文学里，最轻巧的句子，往往更能说明真相。业主在社区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处境与其所行使的权力其实才是决定社区前途的终端，而不是倒过来。社会控制这个时候只是一个机制，容许一个丰富的业主各自发展，然后透过他们各自的生活样貌去呈现一个社区的总貌。
假如深入事件内部去观察，对这一时期物业管理在社区的社会控制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会有新的感觉，物业管理在本世纪初以后对社会控制的方式改变，也并不仅是对社会变化百般无奈的结果，还有自身对未来发展追求，物业管理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沾染着一定的时代色彩，即必须在社会法律和制度逐渐完善的大背景下，换一种自己在社区治理或者服务的方式来适应这个时代，这就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改变。
在新时代，物业管理一直在找寻它的定位，不断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也为物业管理的未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经验和条件。人们丰衣足食之后，会否进而追求另一层面的东西？例如，物业管理有否可能成为一个社区和谐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深圳的物业管理近年来的确曾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逐渐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新观念，与中国物业管理的传统迥然有异。
新世纪的物业管理对社会控制再认识，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变化的一种创造性力量。物业管理之前的社会控制其实是按照自身的传统和思维方式行事，通常是因存在差异而产生误解、对峙，甚至冲突等负面结果。物业管理作为社区社会控制的参与和执行者，是可以与另一个参与者，即业主展开平等的对话，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今天物业管理人迫切需要直面和解决的。
物业管理角度下的社会控制一直是人们探讨社区未来的一个重要话题。过去，物业管理占据着社会控制的主导权，现在业主已经长大成人，要谋求更大的发展，而物业管理则有点后继乏力，两者之间如何共享和分担，以及对社区利益的彼此宽容和理解，都一样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