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屋，一个由英文Flats 直接翻译过来的词组，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代名词。
举世观之，没有一个国家的公共房屋政策 (public housing policy) 能比得上新加坡的法规完善、规划合理，而且覆盖全面、绩效卓著。
新加坡立国之初， 在各派势力竞逐的乱局中，政府通过“三大”、“三打”迅速稳定局面。“三大”包括大量兴建廉价组屋解决屋荒、大量引进外资解决就业问题、大批建设国民型学校和综合诊疗所;“三打”——打垮顽强左派政敌、严打私会党帮派势力、全垒打肃清贪污，其成果彰显，毋庸赘述。
组屋作为国民住宅，不只是这小城邦人民如磐石一般的集体记忆，更确切的说，它是新加坡种族和谐、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石。老百姓喜欢称之为“政府组屋”，清晰地界别它是跟私有的有地产业、各式公寓所不同的“国家福利”。很多时候，组屋甚至是“国民身份认同”的象征。
新加坡长期一党专政的政治生态，令执政者秉持“大政府、小市场” 的强势传统。1960年成立的建屋发展局 (HDB) ，作为身负重任的最高机构一统全局，并在多部会联手的土地征用法令辅助下，确保国家有足够土地开发公共房屋，权责相符的全面规划、统筹、设计、营建、销售、监管所有新旧组屋。同时通过对不同屋型设计高低收入顶限、规定转售所需的居住年限、多层次贷款额与买卖方印花税等诸多与时俱进的措施，有效掌控价格，防止国宅炒作;并且鼓励三代同堂及子女就近与父母同区置宅，规定住户的种族比例，定期更新组屋区的设施，来增进家庭凝聚力、促进种族和谐和维持社区的活力。
以公共住房成绩检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新加坡，仅仅9%的百姓居住在公共住房。自1964年开始，在“居者有其屋”理念的贯彻下，至今超过八成人民住进组屋，其中超过九成拥有自己的家宅。这对一个建国仅仅五十年的新兴小国来说，是个了不起的社会工程。若历数新加坡的房屋、卫生、交通、商贸、通讯、文化、教育等建国方略与建设来评级，公共住房的绩效是公认最为卓越的。
新加坡第一个组屋建设群(类似香港早年的屋邨)就命名为“女皇镇”，当时正是邀得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莅临主持隆重仪式。这个最高规格的“君临”象征，凸显了国家对津贴民宅这项庞大社会改造工程的重视和意义，本身就富于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新兴建的组屋卫星镇
临近国宅的多层停车场， 解决了停车问题。
广纳专才的建屋局兼具相当完备的“自我更新”机制，随着经济发展、人民收入俱增而适时创新，兴建类型丰富、价格多元的国民住宅。从早年的租赁房、两房式、三房式(二卧一厅)，到四房式(三卧一厅)、五房式(三卧二厅)、六房式(四卧二厅)，每种都有多类户型的选项，以及供家庭收入超过条规顶限的公民选购中等入息公寓、公寓式组屋(单层与双层)、政府执行公寓等，既灵活回应各收入阶层对舒适住房的不同需求，也主导着时代变迁中公共住宅的观念与需求，十足大政府的管理和担当。
1968年政府批准人民动用部分公积金储蓄(强制性)来置业，加上低息贷款、依家庭收入高低给予首次购屋者款额不等的购屋津贴，让绝大部分平民百姓基本上都买得起国宅。自女皇镇之后，小城邦的土地上迅速兴起了大巴窑、红山、东陵福、菜市、勿洛、宏茂桥、淡宾尼、马林百列、碧山、义顺、兀兰、金文泰、裕廊、榜鹅等数十个大小卫星镇，社区配套设施亦相继跟进，让八成以上人民得以安居。
为轮椅族和老龄化而建的有盖斜道，也越来越普遍。
但是，依据新加坡人口与都市大蓝图计划的思维，人口必须增长至七八百万，城邦的经济、劳动力与竞争力才能永续发展。于是，政府在过去十余年大量引进外来人口，近 6年来更是提速进行，在短时期内把总人口数从维持了数十年的三百余万激增到目前的五百余万，这个速度在中外历史上都属前无古人。何况新加坡只是个七百余平方公里的小岛国，如此高歌猛进的“重担负荷”，令向来稳定的社会基建前所未有地失序——房产价格激增近九成(组屋转售价在2006年至2011年激增87%，同期私宅上涨了75%)，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开启了惯性瘫痪的模式，工资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致民间反弹，直接导致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大选首次失去一个集选区(内含五个选区议席)。
这个不能被执政者接受的历史性“败仗”，引发当局应急推出系列“速冻”的降温措施，以期有效遏制过热的投机活动，包括：首次颁布的房贷总偿债率、严控并紧缩各类贷款、新加坡人再不能同时拥有国宅与私宅、设定政府执行公寓的面积顶限以杜绝“用公家津贴搞大面积廉价豪宅”的悖论、全面提高各级买方印花税、对外国人购私宅加税减贷。层峦叠嶂下，过去无比炽热的房地产市场这三年来立时转凉，组屋转售价格在高涨多年之后，应声高处下滑至今。
面积和价格两相宜的新加坡国宅，向来是许多同类都市市民羡慕的居所，赞叹之声不绝。同为英殖民地，开埠历史、严刑峻法与精英管制旗鼓相当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在公共住房建设上的罪责与褒奖，也顺势成了对比。
香港政府为中低收入阶层推出的公屋(租赁)与居屋(出售)，让三百余万市民受惠，约占全港人口的45%，但供应远远不足殷切需求，比起新加坡超过八成人口居住在国宅的比例低了一半。而且，香港超级地产霸权长期左右市场，致令私营房价节节攀高，各方炒作下不时神经质地暴涨，兼之屋小又价高，苦了普罗大众，民怨自是积蓄已久。港人“买楼拥屋”的梦，一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大多数有盖廊道连接至巴士站 (公车站)
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于2014年12月初针对“占中”事件的发言，准确道出香港人对高房价的极度抵触情绪。他直言：“我们亦知道年轻一代，……他们的确对房屋的未来有很多不安，看不到前景，因为楼市楼价高企，租金高企，供应不足等等，……我们要很切实面对年轻一代，看不到房屋前景背后的种种情绪。所以特区政府很有决心，一定要进行一个比较长期的、新的房屋策略，作相对的改革。”这番话切中时弊，中肯中听。
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皆然。民为国本，而安身之所的房屋，更是最大的民意基础，大兴广厦造福万民之居所，民心自安，而且长治久安。以张氏的反躬自省，检视新加坡原本好端端的国宅，因冒进的人口政策 ，致令组屋转售价格在五年里竟飙升近九成，孰不可忍! 而偏离公共住房的民本与民有思想，更是得不偿失。如何令高房价继续软着陆，回归建屋局成立时最朴素的初心：为人民建造低价好房，正考验为政者的智慧与决心。
(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14年第12期/总第310期)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 热点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