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女孩胡某跨出自家阁楼的窗户，走上楼顶的平台，接着坠楼身亡。妈妈王某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认为由于设计上的缺陷，使得孩子非常容易进入天台，且天台并无护栏等任何保护设施，最终导致坠亡，因此索讨各项损失共计139万余元。
此前不久，另一起孩子坠亡案件已在北京二中院开庭审理。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两岁7个月的女儿前往一家公司应聘，面试时孩子交给朋友也是该公司员工的郭某照顾，不料，孩子玩耍中从四楼楼梯的缝隙中坠地身亡。
同是孩子坠楼，家长、物业乃至与此有关的各方，到底谁该负责谁不该负责，建筑物从楼梯到天台的设计，是否必须要考虑到幼儿们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孩子遭遇的悲剧，应该给我们敲响哪些警钟?
案例 1
12岁女童天台坠亡 无护栏成家属追责重点
今年4月17日，家住顺义某小区的女子李某霞的天塌下来了。她12岁的女儿从自家阁楼的窗户跨出，走上外面的楼顶平台，从14层高的楼顶坠落身亡。现在没人能准确地知道她为什么要跨出窗户，更没人知道孩子是怎么摔下去的，李某霞知道的是，身患糖尿病已无法再生育的她，在这一天，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房子的业主是李某霞的姐姐李某燕。自从2014年交房，姐妹俩带着孩子胡某一直住在这里。在起诉书中，原告提到，自家阁楼外侧就是天台，打开窗户就可以进入。天台临空之处没有任何诸如护栏之类的保护设施，就算是大白天，也一样存在坠落的可能。但即使如此，开发商向小区业主发放的《装修须知》中也明确提及“禁止安装外护栏”。李某霞认为，根据住宅设计的相关国家标准，“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顶的临空处，6层和6层以下的栏杆净高不能低于1.05米，7层及以上不得低于1.10米”。此外，护栏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垂直的栏杆间距不得大于0.11米。显然，这个楼顶的设计，并不符合强制性国标。
李某霞认为，正是因为设计施工上的问题，导致了孩子坠亡，开发商应为此承担责任。
庭审当中，被告方开发商的代理律师完全否认本方在这起悲剧中存在责任。开发商在事发后也曾进行了现场勘查，确认这个地方只有从窗户爬出去才可到达。“死者已经12岁了，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不是故意跳出去的话，不会造成死亡。”律师同时认为，依据设计规范，天台并不属于必须安装护栏的范围。“这个天台，在入住合约当中已经写明属于‘非上人屋面’，这个位置属于公用设施，本来就是不允许上人的。”
对此，原告一方表示，是不是“非上人屋面”，不是通过入住合约就确定的，首先要看天台的功能、出入便利程度。“如果是非常轻易就可以上去的地方，却定义成非上人屋面，不能说服法庭。”原告称，这个天台一直有人利用，有人晾晒衣服，有人种草、养花、养鸽子，开发商说它是“非上人屋面”不符合实际。
在庭审中，被告一方提及，胡某在坠楼之前，其母督促孩子写作业时，曾批评她玩手机。“她的大姨也因为孩子说谎打过她一次。她是小学生，已经有行为上的意识了，若不是自己要从窗户爬出去，也不会导致坠楼的结果。”原告当即反驳说，孩子性格开朗，只是不爱写作业，在学习上有惰性。她为此被批评也不止一次，并非是因为突然遭受批评而想不开。“被告的推理不严谨。”
由于被告一方拒绝调解，此案将择期再审，法院也将直接组织双方进行现场勘查。
案例 2
临时看护人疏忽 幼童从栏杆缝隙掉出
仅仅两岁7个月就告别人世的于某更令人唏嘘。该案在北京二中院二审时，法官当庭播放了事发时的录像，旁听席上不断传出心痛的失声惊呼。
这一惨剧发生在去年2月29日。监控画面中，两岁多的小姑娘沿着楼梯从三层蹒跚着攀爬到四楼，看上去正玩得高兴，在四楼楼梯栏杆处，她的小身体从栏杆缝隙处向外挪动，电光石火之间，突然消失不见了。短短几秒之内，从三楼冲上来一名女子，惊慌地朝下张望。
一审法院查明，去年2月29日，孩子的母亲于丽接受了自己的朋友、太平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郭某的邀请，带着孩子前往位于大兴金苑路金融大厦的保险公司面试。在此期间，孩子交由郭某照管，却不慎发生意外。一审法院认定，大厦的产权人和管理人多元电气公司、保险公司和郭某分别承担40%、30%、20%的责任。孩子母亲于丽承担10%责任。这三方均表示不服，上诉至北京二中院。
庭审中，三方认为，自己这边或是根本不该承担责任，或是即使承担，也不该是这个比例。产权方说，作为一个金融大厦，租客们基本全是金融类的公司，没有餐饮类，没有让孩子玩耍的地方，本就不是孩子该出没的地方。况且家长带着孩子进来，谁能想到竟然出现照顾不周的情况?
郭某的代理人则表示，郭某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招聘是郭某的工作职责，帮着应聘者带孩子，也是为了她能更好地进行面试。”但这一点立即遭到保险公司的反对：有谁指示你去带孩子了?保险公司代理人表示，公司确实有责任，孩子当时跟母亲来参加面试，公司应该及时劝阻。但事发处是大厦的公共区域，已经脱离了保险公司承租的范围。同时，员工郭某确实有招聘业务，但是公司并没有授权她，让她允许应聘者带着孩子来，也没有授权她去看护孩子。
在法庭辩论阶段，上诉方多元公司代理人提出了一个细节：孩子母亲于丽曾经在和自己的朋友、保险公司业务员郭某的短信里说，当天孩子应该去幼儿园，但是孩子闹着不想去，她也就没让孩子去。“这就说明，本来她是有条件将孩子送到幼儿园的，但是她没有，在面试过程中，她也看见郭某带着孩子在楼道里玩耍，她本人应该是有监护责任的，但是她没有尽到义务。”
于家的代理人在法庭辩论中说，这个大厦是公开场所，于丽带孩子进入的时候，各方都没有阻止和提醒。她本人是不可能知道这座大厦存在安全隐患。她进入大厦，并没有过错。于和郭是朋友，郭有育儿经验，又是保险公司员工，在她帮助看孩子的时候，手头也没有其他工作。这些怎能成为一个孩子妈妈不负责任的说辞?“孩子死亡后，于丽的精神崩溃，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恢复。”
目前本案二审尚未宣判。
剖析
涉及众多法律
责任划分是最大焦点
记者庭后回访了位于大兴的金融大厦。这里的楼梯宽2米左右，扶手间空隙用有机玻璃挡住。据在这里租用房屋的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去年的孩子坠楼事件发生后，楼梯扶手间的小缝隙也都被挡板挡住。
是不是商业楼宇的楼梯设计都需要在细节上如此小心?记者选择两处儿童教育机构集中的商业中心观察。在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内天井面积巨大，二层和四层有大量儿童教育机构，从学龄前至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随处可见。记者注意到，内天井周边护栏同样全部被有机玻璃封闭，相关提示也较为醒目;在崇文门附近的新活馆，内天井和电梯旁临空位置上，有机玻璃挡板比金属扶手高出约30厘米，且醒目的提示牌每隔数米就悬挂一面。
对于于某坠亡案的一审判决，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李军律师认为，按照二审庭审中的各方说法，郭某的行为应当属于职务行为，她所承担的20%的赔偿责任，若能确定为保险公司一并承担似乎更为理想。当然，她在整个事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她的疏忽才导致了孩子坠亡。保险公司在履行了赔偿责任之后，理所当然可向她追偿。“产权单位被判应承担40%责任，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产权单位以‘我是金融大厦，没有餐饮和幼教’的理由忽视安全设施的说法存在一定问题。没有哪条法律会支持‘金融大厦盖起来了，孩子不能进’的说法。”
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师说，在天台坠楼案中，可能的责任主体包括监护人与房屋出卖机构。根据庭审中的信息，可以发现孩子的母亲在履行监护责任上有瑕疵，放任孩子打开窗户去天台。不过考虑到孩子已经12岁，对于一般的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因此在责任分配上，孩子的母亲可能会较轻一点。房地产公司一方，尽管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合同未对天台等楼房共有部分作出约定，但依据法律规定，天台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房地产公司对天台的安全标准具有保障的义务。根据《合同法》，建筑物存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情况构成侵权或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
韩骁律师说，两个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非常多，《民法总则》、《婚姻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均有涉及。其中的法律关系包括监护人责任、看管责任、侵权责任等。
李军律师认为，两起案件有颇多的共性，如侵权责任的如何划分、建筑国标是否适用等。“设施上是否齐备，当然是法官最后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即使设施符合要求，开发商、产权人一方是否进行了足够的警示，也同样会对最终承担责任的比例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孩子天台坠亡案当中，开发商或物业是否在小区内有明确的警示标志，禁止居民登上天台，都将是法官考量的内容。”(两案死者家庭成员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