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我觉得当作为个体的人需要在人类群体中展示自己的存在之时，其初级表现常常是爱好展现，它的形式比较复杂多样但是简单易行，包括七情六欲当中一切可供利用的个人爱好。在崇尚个性的时代，通过爱好来展现自己的独特存在有投入少产出高时效快的优势，除了少数将生理特质发挥到极致的个体差异中的良性极品比如歌唱家美食家等，普通人的爱好展示符合一切短平快的时代要求。一套出位的装束和怪话，或者正常人敢想而不敢做的某一个小动作，都可能成为标新立异的个人标签。中级表现则是行为示范，通常被精英人士所热衷，他们总在大众注目礼中游弋，一般不是追求与别人不同，相反却言必代表大众;他们以公众道德和价值为标准，总有可圈可点的行为或者动听动心的言论，以期引领时代，垂范世人。他们的准则是更高、更快、更强，或者更多、更先、更好，总之，先人一步是他们的统一标志。而更高一个层次的表现是价值推广，专利属于极少数殉道者一般的人，他们的主要使命是创造或推广对人类有益的价值，而并不关注自己的表现是否与大众行为趋同或者与精英表率吻合。
令我困惑的，不是同一个人身上往往会同时拥有这样的三种表现或者三种与生俱来的相关潜质，而是当一个人的利他行为投入到群体之中，有时却会事与愿违。比如把前面列出的三种表现放到群体当中去观察，我发现群体中的爱好或者叫作爱憎，常常会在令人难于想象的程度上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影响力之巨大足以使得精英人物自愿或被迫的更加“先人一步”地参与表达这种爱憎，而被这种爱憎越来越强烈地挟持的群体行动，则有可能使真正对这个群体有益的价值被越埋越深，与他们行动的初衷相去甚远。
一个人要在道德上培养自己的优越感是极为容易的，只要看准了(实际上谁都很容易看准)群体的爱憎并表现出自己与之一致但更强烈的爱憎就可以实现。可是一个群体要找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就更加容易，因为许多时候，这个群体当中的一部分个体连自己付诸行动的必要成本都不用付出，他们只管谴责别人不够爱憎就行了。爱的方面比如标榜自己比别人更奥运、更爱国、更有爱心;恨的方面比如谴责某个名人捐款少、某个老师跑得早、某个影星心眼小，他只要对所爱的对立面给予足够深的憎恨，就可以证明自己为所爱付出了足够多的情感。一个人要为表达爱憎、付诸行动和创造价值所分别付出的努力有如天壤之别，故而他的群体从中的受益也决然不同。
在去年年底以来一系列的悲喜事件尤其是四川地震灾难中，群体的爱憎深深地牵动我们的心，从而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从领袖到百姓齐心挽救生命的罕见壮举，体现出一个伟大国家的凝聚力。但是倘若我们只是用激昂的语言和悲喜的眼泪来记录这场劫难，可能会使我们仍旧像曾经犯过的错误一样，关注了生的意义，而疏忽了死的价值。
如果我们真的一定要从数字上证明我们的爱心伟大，那么想想全国每人捐一百元应该是多少?如果我们真的要从所有事例中去发掘我们的道德比别人优越，面对那些同样发生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趁火打劫、渎职贪污、黑心建筑等等现象，我们有的是坦荡还是尴尬?我们有能力和勇气让那些逝去的生命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价值吗?尽管群体的强烈爱憎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过许多好运，但是或怨或怒、或恨或喜也常常使我们在群情激愤中目标走偏，用爱憎是否分明完全屏蔽了价值判断。
我更宁愿相信我们一次次的原谅了那些天灾难料人祸难恕的罪过是基于中国人人性的宽厚，而非一些异见人士所诟病的姑息和麻木，或者碍于面子自藏家丑。同时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超越历史的和今天的篱障，用他们的身体力行放大这份可贵的爱心和宽厚，也向世界闪现出我们这个群体博大、怀柔和人道的高贵一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了足够的准备，可以开始审视天灾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反省我们在国民教育、科学普及、制度改进、灾害预防、价值重塑等等方面的不足?百炼成钢，一个民族发热的时候同样只有铁的肿大，只有发热以后迅速而持久的冷静才能产生钢的强大。
用科学的求真精神和宽厚的民生思想构建我们的人文基础，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要使其免涉意识形态的说教与飘渺，要求的是具体到每一个独立个体的觉醒，寻求、参与并获得信息共享充分、资源利用合理、利益分配公平的最大可能。如果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说回到物业管理行业当中来，我希望提醒全国所有的媒体，不能受公众“爱憎”的挟持并相互误导，不顾物业管理的价值存在而一味歪曲打压;同时也希望物业管理者与社会各界之间主动交流与合作，包括社区中是否开始了物管、居民和居委会相互配合的紧急疏散演习，包括了对灾区的爱心捐助行动并非仅仅限于捐钱捐物，政府可以鼓励并引导内地物业管理企业将对临时安置区提供物业管理和服务作为企业对灾民的爱心捐助。
逝者安息，不能只是善良的祈祷，需要我们时刻记住对逝者和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诺，并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开始检讨。
(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