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
民众还需提高自治意识
学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市社科院社会学和法制研究所所长王健深度解析“数码村”小区管理之乱
针对“数码村”小区管理的混乱，市社科院社会学和法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健昨日作出深度解析。
权宜之计 社区推动成立业委会
成都商报：数码村业委会陷入瘫痪状态，第三方力量是否可以介入？
王健：权宜之计，只有社区、居委会有义务来发挥作用。确实，居委会跟业委会之间是一个指导关系，应各司其职。既然数码村业委会已经无法工作，只能是社区或居委会来介入，推动成立业委会。
西门上曾有一个小区，电梯坏了要提取维修金，但必须要业委会出证明。就因为业委会瘫痪，两年半时间很多人只有步行10多楼上下，最终还是通过社区协调解决的。
成都商报：租住户及很多老人家没有业主资格，很多问题，他们显得有心无力。
王健：这个问题也很普遍。但也不是不能解决，比如租住户虽然不是业主，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可以向出租业主转达，还有很多老人家虽然不是业主，但可以代儿女行使业主权利。当业主达到一定票数，就可以改选业委会。很多人热心但不一定有能力，有能力又不一定有时间，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
另外，租住户、没有业主资格的老年人都可以参与管理，虽然他们在业委会里没有权力，但作为居民，他们都有权利发表意见，或向社区反映。
公开账目 业委会可以拿报酬
成都商报：业主大会很难召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王健：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强政府弱社会，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比较弱。现在政府虽然给了权利，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会使用。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都住公房，有问题靠单位解决。商品住宅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属于新事物。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面，都想其他人来处理，这是一个悖论。所以，民众还需提高自己的自治意识，学会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成都商报：因为业委会干事没有报酬？
王健：对，因为不拿报酬，都希望别人来做。要解决业委会的可持续运营问题，就要考虑一定的资金。业委会成员在管理中付出了精力和时间，也应该给予一定的好处。总之，这肯定是一种方向，否则业委会的管理将是不可持续的。
一般情况下，有完善的物业管理，业委会只需要报销电话费等少量费用就可以。如果没有好的物管，业委会的支出其实需要更多。不过，报酬可以拿，但一定要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成都现在一些高档社区解决得比较好，当然，前提是账目要公开。
成都商报：可不可以给一个强制力？
王健：不行，业委会是自治组织。其实，每个人都是理智的，只是需要一个协商机制，通过博弈来平等地发挥作用，绝不能采取私下解决的方式。
自治才起步 老百姓还需要学习
成都商报：小区的小利益、小矛盾很多，有什么好的建议？
王健：中国的自治意识才处于起步阶段，老百姓还需要学习，政府再部分引导。当自治组织不能发挥作用时，要有一些协调。国外这方面比较完善，甚至还有人来教你怎么发表意见。也有很多专门的咨询机构，不是一有事情就找政府。但我国的民间力量发育不足，无人来完成这部分指导。
成都商报：中国的业主总是发生问题时才想到维权，维权时又无人肯出头。
王健：这是因为中国的业主没有意识到，如果社区没搞好，受损的是业主自己。纽约有个高档社区，但后来慢慢沦落，中高收入人群逐渐撤离，变成低档社区。如果当初意识到这个结果，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中国业主平常都不想管，一有人管就很多人呼应。这可能也是源于“枪打出头鸟”、“明哲保身”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民习性的影响。
成都商报：老百姓自治意识不够，社区及街道的介入似乎也很弱势？
王健：现实状况下，很多小区只能通过社区和街办的介入来推动业委会的成立。这也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很强，所以还得先沿着这种模式，最终选出一个得力的业委会，来慢慢学会自治管理。要实现完全的自治，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成都商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社区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
王健：其实，社区的出现时间也很短，应该才十来年。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也很强，现在都有很多人习惯性地把社区工作者当成政府工作人员。所以，社区自己的工作能力也有待提高，比如选举更加得力的社区工作人员，或者政府放更多的权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