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1901年《社会控制》中首次提出“社会控制”这个概念，社会控制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如影随形。社会控制机制犹如一张罗网，谁也逃不掉；又好比是一个个禁锢人的同心圆，谁也无法突破重重封锁；亦好比是重重大山，压得人难以动弹。因为社会控制，我们的生活就没有打弹珠的童趣，没有充满喧闹蝉声的寂静午后，没有宁静的稻田和茶园。长大的世界也并不是电影里常有的那个安静带点甜美忧伤的世界。
实际上，社会控制作为社会学的特定表现：一方面，作为政权或组织对人和物的管理方式，保证社会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作为在家庭中对对象化的、固定化的控制和管理。前者指社群的控制机制包括道德、风俗和礼节，以及职业系统的控制机制，包括升迁、开除和经济惩罚；后者主要指私人生活圈子的控制机制，包括非难、威信扫地。
社会控制是社会的重要构成，而物业管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境遇与目标，深刻体现了社会传统家庭伦理、情感生活以及处世之道等等社会主题，并反映现代社会与人与人之间与这些主题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挑战与应对。而所有种种，综合起来便是物业管理对于社会控制的拷问和探索。而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物业管理命运与走向便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从物业管理角度而言，社会控制首先体现在通过不完善制度和法律，不规范的社会行为和手段，甚至通过暴力，达到影响和控制人或者群体的目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物业管理中的硬控制。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表现尤为明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常被称为中国物业管理的“启蒙时代”，物业管理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也意味自由乡村般的社区居住氛围的衰落。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时带来社区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期。在内容上，社区的治理开始走向市场化、规范化的管理之路。过去充满人情味和不规范化的行政管理逐渐淡出社区的舞台。物业管理走进社区，既是人民生活方式改变的需要，却也是社区治理方式变革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在社区社会控制方式的嬗变，物业管理成为社会控制方式的重要内容。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而言，这一时代物业管理应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对社区具体事务的控制，一方面是对服务对象，即业主的控制。从前者而言，具体表现为物业管理在社区拥有足够权威和话语权，在物业管理法律和制度近乎空白的背景下，加上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个人意识的淡薄，由物业管理以人治的方式来管理和控制社区成这个时代不得不有的一个选择。在后者，作为服务对象的业主并没有多少对服务提供者的选择权，甚至没有多少对服务质量评价权。因此，对这种社会控制方式也就没有选择和改变的权利。在这近十年时间里，虽然物业管理的影响使社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但物业管理的实际需求作为社区社会控制的基础，这一原则是不变的。
在整个八十年代，物业管理甚至可以通过停水停电来等各种手段来达服务的目的，说起有些幽默，穿着各式各样制服的物业管理人整天生活在业主的眼皮底下，这种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我们时不时也会听到一些关于暴力的新闻，受害者无一例外是被服务者。当然，业主的逆来顺受使社区总体保持了某种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着它现实的历史意义。在那些表面和谐的社区里，每个人都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关于那个时代物业管理与他们管理社区的方式，今天的人们已经极少去谈论，也很少有人会去反思它的成功或失败。但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却极大程度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深圳是个例子，物业管理在深圳成为一张名片，除了深圳本身长于审时度势并崇尚实干的文化氛围，更是它比其它地区更容易接受历史的改变，并主动促成这种改变。
物业管理在社区的道路延展，从半开发的混沌状态逐渐转为成熟开化的状态，我们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对未来的无限期盼。物业管理的存在，使我们充满激情地向外张开双臂，也使生活变得与众不同。记得我刚来深圳时，住在罗湖近梧桐山的一个普通社区里，每天可以看得见梧桐山连绵的山际，以及头顶上浓得化不开的蓝天和白云。
